在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批照片,我们将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这是只有历史才能赋予的新含义。它们不仅让我们看到五十多年前上海的模样,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战争、贫困、腐败、堕落和混乱,最终会变成使中国共产党生长和壮大的沃土。

  


  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1948年1月,上海)

  


  繁忙的十字路口悬挂着巨幅广告牌,画面中的西方女郎在为银行牌香烟作宣传。(1948年1月,上海)

  


  安仁街218号居所外晾晒的衣服和鱼干。(1948年,上海)

  作者前言

  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

  1946年,我开始以签约的自由摄影师身份在洛杉矶工作,几乎是看到什么拍什么。《生活》杂志社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尚无名气的摄影师来拍摄一些大摄影家们不屑一顾的小题材。我正处于饥渴状态,所以干得很起劲。六个月之后,我创了自由摄影师业绩的纪录,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国进行采访的派遣,虽然并非毫无顾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这个重大题材的任务中失败,我就寝食难安。在与《生活》杂志洛杉矶分部的头头杰克?比尔伍德(Jack Beardwood)会面时,我真有点战战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对我说:“如果《生活》杂志社认为你不能胜任此项使命,他们也不会选择你。”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发出自嘲:“OK,能干的家伙,你认为自己的确能干好它吗?”

  直到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闻报道范围不仅包括诸如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溃退之类的中国内战的热点新闻,还包括五六个东南亚国家的起义和暴动。我将与《生活》杂志上海局的负责人、记者罗伊?罗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给予我们鼓舞和动力的,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总在期待一定能报道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故事、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好新闻,一定能借此在竞争中打败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媒体。甚至,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结局——击败《生活》杂志的其他记者,占据更多的版面。正是由于我们俩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罗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我们去采访的东南亚国家,都在新闻领域里占据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领先地位。

  五十年前的中国,真是个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无论他们曾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出于多么真诚的善意,这些翻译对于什么是新闻,以及美国人对新闻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概念、一窍不通的。他们也根本不懂处理突发新闻的紧迫性。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种的困难,时刻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与妻子和我第一个儿子的分离,统统都让位给用采访到的纪实材料编制成各种新闻时所获得的振奋及愉悦。

  


  一位三轮车夫躺在车上酣睡,他正等着自己的乘客归来。(1948年5月,上海)

  


  一位年轻姑娘跟妈妈一起在外侨居住区摆摊刺绣。(1948年5月,上海)

  


  一位杂耍艺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动作。(1948年5月,上海)

  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简单,逮着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向街头小贩买些烤红薯充饥。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有一个家伙吹牛说,他醉的时候开飞机比清醒的时候开得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运输机其实就是空中货车,我们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邮包或者装着上千条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带的木箱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旅途中付出的种种艰辛还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这两年,伯恩斯和罗恩小组在《生活》杂志上一直保持着版面占有率的最高纪录。

  在中国,拍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满洲”零度以下的严寒和华中、华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气候,对摄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常常难以安装、难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无国籍的家伙知道如何拆装摄影器材,可惜对于我带去的禄莱(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这两种相机,他却缺乏专业经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上帝保佑,让我的摄影器材在成千上万次暴露于恶劣气候之后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可是美国杂志派驻中国的、肩负着提供整个东南亚地区新闻这一艰巨重任的唯一摄影记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替所有的美国人充当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眼睛。

  


  一群妇女和儿童追逐着满载棉花的卡车。(1948年3月,上海)

  


  一位被怀疑偷了棉花的妇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

  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四十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那上面装载着价值两千万美元的棉花,这是联合国为了让农村的穷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赠给中国的救援物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船上,扯开包装袋,疯狂地哄抢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与棉花贩子换铜板。政府只得把残存的那点棉花装到车上。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资能运到内地。我们所拍摄到的,是一个板着脸的警察逮住了一个农妇,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进行搜身的过程。诸如此类的照片当然没有反映什么政治事件,只不过记载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

  


  在黄浦江边临时搭建的窝棚外,一位妇女正在晾晒被褥。(1947年12月,上海)

  


  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1948年1月,上海)

  


  在圣诞节前夕,这几具装在棺材里的童尸正等着被送去火化。(1947年12月,上海)

  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场街头行刑的过程。它使我不仅感到愤怒、厌恶,而且还极端恶心。最后,三个被处决的人倒在肮脏的土路上,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这时,罗恩和我才找到一间小酒吧,每人要了两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但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难受。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the Reds)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

  


  在冰雪覆盖的田野上,国民党步兵在进行调防行军。(1948年1月,奉天)

  


  国民党兵用刺刀捅进骡车里,探查里面是否藏有“共军”。(1948年1月,奉天)

  


  一个国民党军官在训导一群女俘,诬称她们是供敌方享用的。她们其实是被找来“作秀”的。(1948年1月,奉天)

  


  一支国民党军的给养运输队正开进已受到共产党军队威胁的奉天城。(1948年1月,奉天)

  导言

  奥里维·谢尔(Orville Schell)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

  有如用长纪录片中精选的镜头来构成一部短系列片一样,《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用他所拍摄的这批照片,将中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定格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得以看到一座伟大的城市——上海的许多掠影,看到它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场政治革命风暴中的各个侧面。

  本书所收集的照片,属于20世纪中叶特别风行的一种黑白文献照片的流派。在当时的《生活》杂志里,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它的创始人有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亨利·卡蒂尔-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garet Bourke-White)、韦恩·米勒(Wayne Miller)、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科内尔(Cornell)以及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们把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与敏锐的洞察力和优雅的创作灵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一个遥远的世界呈现到美国人的家里。有幸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尚未被随后而来的四处充斥的电视影像熏陶得麻木不仁。

  当时,期刊杂志的出版尚未变成被任意填塞乌七八糟内容的大杂烩,《生活》杂志不仅培育了一批在当时也许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摄影家,同时,还组织他们与一批同样伟大的作家共同参与了一些项目。这批作家有:约翰·赫西(John Hersey)、西奥多·H.怀特 (Theodore H.White)、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然而的确,这些项目——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新闻学的所谓“太平盛世”——其实是经过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的《时代》-《生活》-《财富》王国(以及它所代表的所有政治势力)严厉审读后的产物,而这批卢斯所聘用的新闻工作者,只不过是在他的督导下完成了一些独特而罕见的、常常是出色的作品集而已。

  


  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正帮着爸爸推一辆装满木柴的人力车。(1948年4月,上海)

  


  一位妇女正靠在街头喂她的孩子。(1948年4月,上海)

  


  银行发给上海电话公司职员的工资,是一捆捆贬值的纸钞。(1948年3月,上海)

  


  工人们蹲在地上来数钞票。(1948年3月,上海)

  杰克·伯恩斯是《生活》杂志里那群训练有素的摄影记者中的一员。他在中国所拍摄的这批照片在《时代·生活》的库房里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其中许多照片是反映当时一些日常生活情况以及普通老百姓,如工人、乞丐、警察、妓女、士兵、政客以及难民的。其他的一些照片则记载了中国那场内战所引发的社会剧变。

  在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挖掘整理和审视这批照片,我们将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这是只有历史才能赋予的新含义。它们不仅让我们看到五十多年前上海的模样,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战争、贫困、腐败、堕落和混乱,最终会变成使中国共产党生长和壮大的沃土。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刚刚经历过的那个充满矛盾斗争和巨大变化的世纪来说,这批照片成了意义重大的警示物和纪念品。的确,上海本身有着特色鲜明的四个阶段,如果没有一些持久不朽的、有形的里程碑来充当延续历史的环节,那么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个城市故事里各个章节的逻辑性的。

  


  这是为阻止交通大学的学生去参加示威游行而出动的士兵和装甲车。(1948年6月,上海)

  


  大学生们为抗议美国对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而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6月,上海)

  在19世纪末,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国,几乎遭到了所有列强的劫掠和蹂躏。当时的上海,只不过是长江边一块死气沉沉的乡土之地。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逐渐变成了远东地区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化、商业和政治的中心。

  1949年,上海再度被理想化、神圣化。这一次它受到翻天覆地的震撼,变成了一个坚忍不拔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孤独的无产阶级堡垒,成为中国那场极具挑战性和充满自豪感的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遏止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在振奋人心的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毛泽东所憧憬的上海并非是一座繁华的都市,而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

  然后,1978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再次发生了剧变。上海开始放弃其革命性的个性,对外开放了。

  


  一位副官正为蒋介石“总裁”护持大衣。蒋刚刚结束了与傅作义将军就“保卫”北平的计划所进行的会谈。(1948年10月,北平)

  


  凄风苦雨中,一队骑兵正沿着市镇的大街向南撤退。(1948年11月,蚌埠)

  


  从“满洲”撤退下来的士兵在黄浦路边的理发摊子上理发。(1948年10月,上海)

  在每一个历史转折阶段,上海的个性总会发生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变化。《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伯恩斯站在其中一个转折的制高点,抓住了其特性。当时的上海正从一块半殖民地贸易、文化和阴谋的“牛排”,蜕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

  本书所收集的丰富多彩的图片,为上海历史中那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为美国新闻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为这位出色的摄影家都树立了一座丰碑。但它们同时也为中国在20世纪那极其鲜明的变化树立了纪念碑。

  


  等待转移命令的士兵们在烤火取暖。(1948年11月,浦口)

  


  乘坐敞篷车的士兵们在等待着再次调遣。月台上成排堆放着一袋袋粮食。(1948年11月,浦口)

  


  一队国民党士兵正沿着铁路向上海开拔。(1948年11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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